日本侵略韩国，如一度任日本驻英公使的林权助先前说过的，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随着日本侵略的加紧，闵妃集团同俄国公使卡尔·维伯勾结，迫使金弘集改组内阁。像李范晋这样的亲俄派人物在内阁中获得了职位。
   
　　政府在1895年4月改组军事结构时，雇用了日本军官任教官。他们训练了约800名韩国官兵，然后指派他们到王宫去任实习警卫。正是在这种宫廷保安工作可疑的情况下，激进的日本公使三浦梧楼等日本人决定暗杀闵妃集团中的首要人物闵妃皇后，因为她再次向中国和俄国提出秘密建议。日本军队利用这些实习警卫和反对闵氏家族的人，打垮了王家贴身警卫的抵抗，于10月8日黎明时分闯进庆福宫。
   
　　日军冲进玉壶楼，找到了闵妃皇后，把她杀死，然后用煤油烧了她的尸体。各外国使团对这起暴行十分愤慨。日本政府匆忙将那些参与这一行动的人送回国内，在广岛监狱扣留一段时间，以逃避罪责。对他们的审判，借用日本历史学家柳部建太郎的话说，是“蓄意审判不公，以庇护这些罪犯”。
   
　　尽管日本惨无人道，欧洲列强由于担心俄国向南扩张，却欢迎日本的公然侵略，把它视为对俄国威胁的抗衡。德国认为日本军队继续驻扎是必不可少的，而其他国家则认为，要求撤走只会造成更多的麻烦。英国认为把韩国托给日本是制止俄国推进的适当措施。美国政府则指示它的公使不要发表任何对日本不利的议论。
   
　　全国人民得知闵妃皇后被一伙日本闯入者杀害的消息，义愤填膺。儒家学者动员志愿人员同日本人战斗。金弘集内阁受到这一事件的重大刺激，加速进行改革。它采用阳历，在汉城建小学，推行种牛痘，开办现代邮政，改组军事系统，把陆军王家卫队驻扎在汉城，其他部队分驻各道。在这一改革期间，日本强迫韩国内阁颁布一项禁止蓄顶髻的法令。蓄顶髻的市民在街上或在家中被逮捕，被迫剪去顶髻。崔益铉因无视这项法令，遭逮捕和囚禁，但他没有屈服。日本人干这些事，是企图抹掉韩国的传统，结果却激起了韩国志愿的“正义军”的武装抵抗。
   
　　自发抗议不准蓄顶髻禁令的“正义军”扩展到全国各地。政府派汉城的王家卫队去镇压他们，由此削弱了宫廷的保安工作。俄国把这种削弱视为扩大自己势力的一个机会。俄国人从停泊在仁川港外的一艘俄国军舰上召来了100名水兵，表面理由是为了保护俄国公使馆。不久，又派了一支120名水兵的部队加强他们的力量。前公使维伯仍留在汉城，他阴谋劝说高宗到俄国公使馆避难。与此同时，内政大臣俞吉浚同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就可以采取何种对策对付俄国问题进行磋商。1896年2月11日黎明时分，高宗和王储前往俄国公使躲避日本的威胁，他们还受到其他国家公使馆派出的卫兵的保护。日本公使小村到俄国公使馆拜会俄国公使施佩耶，要求皇帝返回皇宫。但是高宗皇帝拒绝回去，他知道他所作的选择是两害取其轻。 

　　同时，韩国政府，按照这位俄国公使提出的一个建议，任命俄国人担任军事训练和财政管理顾问。5月份，一个由闵泳焕和尹致昊率领的韩国代表团在俄国与外交大臣洛巴诺夫订立了一项条约，同意下列条款：（1）将由俄国保护韩国君主，如果有必要，将向韩国增派军队：（2）上述顾问将受俄国公使指导；（3）两国政府鉴于韩国的经济状况，在认为有必要时将订立一项贷款协定：（4）将授权俄国政府把它的电报线路与韩国的电报网连接。在韩国国王遭拘禁的情况下，俄国立即把这项条约中的侵略性条款付诸实施。
   
　　在国王住在俄国公使馆期间，韩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宗旨是保护王室不受日本暴力行为在王宫造成的恐怖气氛的影响。这种压倒一切的关心导致不顾俄国奉行侵略政策而仍依靠它。
   
　　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竞相获取租借地。韩国政府从它在俄国公使馆的避难所无条件地同意划给租借地，没有像通常那样规定租借期限或征税条件。通过这种租借地，韩国被列强剥夺了自己的地产。